民族所罗美珍：我和图书馆的“书缘”

195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后并入民族研究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刚一进到所里，领导就让我在所里的图书馆帮助编写英文的图书目录。从中，我学会了英文打字（这对我后来快速操作电脑很有帮助），了解到馆藏里今后该阅读的中英文参考书。从此，在研究中我和图书馆结下了“书缘”。

意外找到《车里译语》

图书馆是为我们研究提供丰富资料的宝库。我曾把与国内学者观点不同的国外学者的论著翻译了出来，介绍给国内学者参考。对这些不同观点做了研究后，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算是有了一点儿创新。我还从图书馆借来古汉语音韵书，自学了汉语音韵学，从而为后来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恢复研究业务后，我除了常去所里的图书馆看书、借书外，由于研究所和住所距离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较近，也常去那里看书。那时，我已经进入了傣族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有一天，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古籍室找到了《车里译语》和《百夷译语》，感到很兴奋。

此前，我曾听所里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同事提到：明永乐五年（1407）设立“四夷馆”，专事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编有《华夷译语》一套。这些书籍对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经查阅史料得知：“四夷馆”下分西天、鞑靼、回回、女真、高昌、西番、缅甸、百夷八个馆。其中，“百夷馆”专译云南德宏地区的傣文。正德年间（1506—1521）又增设了“八百馆”，专译泰国清迈地区的兰纳泰文。

过去没有听说有人见到和研究过《百夷译语》及“八百馆”的译品。“车里”是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的旧名。《车里译语》记录的是哪种语言和文字？我觉得很有研究一番的必要。《车里译语》是手抄本的复印件，分门别类地用傣文记录了393个基本词，每个傣文下面用汉字标注了傣语的语音，是一种傣汉双语词汇对照集。

“八百媳妇国”的文字

经过仔细对比研究，我写出了《车里译语考》一文，1993年发表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二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得出的结论是：《车里译语》使用的字母形式不同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区至今使用的傣文，但和老挝文相近。它所标记的语词和老挝语有些不同却基本和西双版纳傣语相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古时候西双版纳地区流传两种文字，一种是民间文字（傣语称为“走地方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什么样的，因早已失传现今未曾有人见到过或有人研究过；另一种是经书文字，最初仅在宗教中使用，后来传入到民间和当地政府的文件中一直使用至今，但在泰国东北部和老挝地区还仅把这种文字作为经书文字。由此我推论：《车里译语》所用文字是西双版纳傣族过去使用的民间文字。这种文字的字母形式和今老挝文相同，就是古书上说的“八百媳妇国”里使用的文字。“八百媳妇国”在今泰东北的清迈、清莱和景线一带。那时称为景线王国或兰纳泰王国，与今我国西双版纳、老挝山水相连，民族相同，语言相通。1160年，傣族首领“帕雅真”在景洪建立地方政权时，其管辖下的疆域包括兰纳（今泰东北）、南掌（今老挝朗勃拉邦一带）、景尖（今缅甸的南掸邦）等地。“八百媳妇国”可能是因为这片地区的傣族保留了母系社会的遗迹，妇女是家庭的户主和主权者而得名。

据元初的《经世大典·招捕总录》的“八百媳妇国”条记载：延祐元年（1314）元朝使臣忽拉丁等到“八百媳妇国”去招降，其主“手书白夷奏章，献二象”。当时，西双版纳和“八百媳妇国”往来的书信、文件，必然是用两地人都能懂的“车里译语”这种文字书写的。我的论文发表后，也有日本学者对此种文字进行研究。现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曾晓渝教授正带领一批博士生研究百夷译语。其中的博士生章富刚已在分析“车里译语”A调分类问题。

2000年，我家搬到了东三环地区，离首都图书馆较近。虽然我早已退休，但还是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借书。小孙女和我住在一起时，她刚一懂事，我就常带她去首都图书馆的少儿阅览室看书，让她在童书中享受童趣。

娱乐场所是激发愉快情感的地方。图书馆则是吸收知识的场所。我喜欢在图书馆享受知识。到泰国的时候，我会专门去参观当地的图书馆。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课题研究的半年，我去该校图书馆借出在内地难以借到的知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晚上一直欣赏到23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