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当其时的挑战

近日，《科学》杂志报道了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一项模式微生物基因组测序、数据挖掘及功能解析的全球合作计划，认为该计划将促进对微生物毒性和抗生素耐药性的理解。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参与甚至牵头各类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以下简称大科学计划）。事实上，这要看你从什么样的价值层面衡量，麦克斯韦方程组在19世纪被发现时，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今天移动互联生活方式的基石。

3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对此，科研人员纷纷表示期待，尽管我们尚存在牵头经验不足、项目筛选机制不成熟等短板，但正如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所言：“有挑战才会有成长。”

正当其时

大科学计划的重要性在科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方案》提出，在大科学计划中我们要更多地从追随者成为引领者。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正当其时。

王赤分析，中国有底气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首先是伴随着中国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有能力支持更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而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大科研平台的建设。如果没有大型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学发现如引力波等可能很难获得。

其次我们有人才储备。“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海外人才的回归，研究所、高校那么多研究生，他们就是中国科研的未来。”王赤更期待着他们中间能够诞生大师级人物。

“多年来，通过参与世界性的工程项目，在中科院天文和多家高技术口单位培养了大批青年后备人才。”近日记者拨通电话时，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正在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讨论一项30米口径望远镜国际计划的下一步部署。“今天上午我还参加了一位博士生答辩。他是长光所‘自带干粮’参与这项大科学计划过程中培养的第6名博士生。”

科学家、科研工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逐渐被认可、国际交流不断加深，更是中国牵头大科学计划的基本条件。“尤其我们很多单元科技非常有竞争力，这些单元如果能在一个大的计划里联结，会体现出强大的集成优势，那么来自中国的贡献就会很突出。”薛随建指出。

弥补短板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大科学计划，从生命科学到核能利用，从大洋钻探到全球气候变化，从高能物理到空间科学、天文学，在这些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复杂昂贵实验设备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中国科学家的身影越来越多。

在高能物理领域，大科学计划已经有了较成熟的管理模式。由中科院院士王贻芳领衔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合作组单位代表委员会、合作组全体大会等不同层次的组织，经过讨论协商来进行关键技术路线的选择和科研任务分配。

然而在王贻芳看来，经验欠缺，仍是我国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的短板。“我国以往组织的大科学工程数量非常少，到现在国内专用大科学装置不超过10个。所以如何吸引和管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是个课题。”

“正在运行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有一些，我国也参与了一部分，但由于没有强制性约束条件，参加与否甚至退出都较随意，大多项目都比较虚，也会存在管理困难的情况，包括经费管理、风险控制等问题。”王赤打了个比方，“我们总说‘摸着石头过河’，可现在我国还没有真正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是连‘石头’都没有。”

薛随建提出了遴选机制问题。“大科学工程的遴选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可从已有储备中立项，而要持续在多领域培育大科学计划，需要建立遴选、培育机制，像种树一样，从播种开始的每个阶段都能给予关注和政策支撑，才有可能种出参天大树。”

挑战中成长

经济领域会出现贸易争端，中国科技的发展同样有可能受到阻拦。美国宇航局已经明确要求，受其资助的科学家不允许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双边合作。

要下好牵头大科学计划的这盘棋，多位常年关注国际合作的科学家都提出，首先需要科技管理部门通力协作，尤其明确牵头主管部门。否则以往“管大科学装置的部委不管科技合作、管科技合作的部委不管大科学装置建设”，以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纠葛等矛盾仍无法调和。

“美国的十年规划仍然值得借鉴——由不同部委资助，在不同领域成立专属委员会，从而对该领域作出细致的五年、十年规划。这一做法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在复制。”薛随建说。

王贻芳指出，要有能力提出并组织其他国家科学家甚至政府感兴趣的大科学计划，必须弥补经验短板，“一边参与别人的项目，一边在自己组织的项目中边干边学”。

薛随建也认为，自己牵头和参与他国计划同时进行是个平衡策略。“大科学计划的合作一定是建立在有过合作、互信基础上的，不然彼此关系特别虚，很难有真金白银和人员精力的投入，那就从‘奥运会’又回到了‘全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