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衡量唯实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此召开了名垂史册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此，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重新施展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从接二连三的失败开始不断走向胜利。要知道，在此之前，红军因“左”倾教条主义而损失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0000余人。这正是：“遵规依矩反剿洗，义勇红军陷危机。会师北上路坎坷，议定西进旗飘疾。伟绩神来赖领袖，大捷鬼驱笑顽敌。转战回旋循天道，折返四渡奠胜基。”

2018年10月16日至18日，我有幸参加在遵义干部学院召开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工作培训班，期间，不仅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纪念馆，还第一次听说并实地考察了苟坝会议，重新认识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深刻含义。

1935年2月底，红军在5天之内再得桐梓，勇夺娄山关，又占遵义，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3月4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重新恢复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给前敌司令员朱德发来急电，请缨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欲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争取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红军总部驻扎在苟坝（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张闻天总书记连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毛泽东外，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攻打。毛泽东认为，尽管打鼓新场只有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但该地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且四周有中央军8个师、滇军4个旅，以及随时可赶到的川军；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陷入援军重围，难逃灭顶之灾。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被大家接受，主战意见呈一边倒局势。事关红军生死存亡，毛泽东急了，愤而说道：“如果大家坚持攻打，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说罢，甩门拂袖而去。会议通过举手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最后做出攻打决定，同时罢免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回到住所，事关重大，无法入眠；时已深夜，遂拎起一盏马灯，沿着田间小道步行3里开外，先后赶到周恩来、朱德住地，反复商议、劝说，终于说服两人赞同了自己的意见。次日凌晨，红军截获敌电，确认滇、川敌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已聚100个团，验证了毛泽东头天的分析。会议一大早遂继续进行，因有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加上新的情报，与会人员均改变看法，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决议，并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3月12日，苟坝会议决定，组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指挥红军行动。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自此圆满完成。真可谓：“遵义一会定乾坤，红军掌舵又泽东。打鼓新场商战事，苟坝群雄合意同。胸怀全局勇谏言，力排众议敢担承。真理光芒照暗夜，长征路上燃马灯。”

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在遵义会议上。有党史学家认为，长征期间，红军经常开会议事，遵义会议可视为由一系列会议组成，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后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而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是整个系列会议的高峰和总代表。苟坝会议无疑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使党内生活走上正规化，是我们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真理有时候并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掌握真理的人常常会受到孤立、排挤。为此，我们敬仰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排除万难、百折不挠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勇气。与此同时，在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后，在遵义会议上曾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博古、凯丰以及其他与会者转而全体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在这里，我们敬佩这些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大公无私。他们不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勇于承认错误，及时纠正错误，与党和红军的命运休戚与共。有感于斯，赋诗一首，以表情怀：“战事纷繁乱万千，正确决断解命悬。群雄主战求近利，独冠避敌彰高远。拨雾开云探真相，抽丝剥茧探本源。坚持真理勇担当，成败衡量唯实践。”（苏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