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起后,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一天之内只能续水、不加茶叶。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他以此自勉自励,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地位越高、荣誉越大,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平时生活中,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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