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减去实用的重负

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系始于19世纪后期，其中无线电通讯的崛起就直接得益于对于电磁理论的应用，此外还有爱迪生发起的电照明工业。不过这里还可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技术对尖端科学的依赖，另一种则是对过时理论的应用。无线电通讯技术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发明者马可尼还为此获得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爱迪生发明灯泡则是后一种情况。另一个极端例子是1938年， 一位美国发明家卡尔森利用早已有的光学和照相化学知识，推出第一台静电复印机，但很长的岁月中，他的产品却一直无法取代传统的复写碳纸，最后是他的营销策略救了这项产品：他不是卖而是租复印机，市场才接纳了它。可见产品的最终问世与科学，更不用说尖端科学，毫无关系。

若真是如此，《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一书的作者岂不是在贬低科学？绝非如此。作者同时想强调的另一个观点是，科学，就其本性来说，从来就是与实用脱钩的。希腊的自然哲学就是如此。这种非实用性追求在近代以前的东方文明中从未系统地存在过。想当初，利玛窦带给中国的就不是哥白尼开创的日心说，而是改进后的托勒密地心说，对此，我们未免耿耿于怀。但不得不承认，这套东西可能更合中国人的口味，因为它更实用可信。

然而，正是希腊民族中特有的这种不计功利的追求铸就了科学的辉煌。牛顿力学的成功最初不是体现在造桥、造机器等具体事务中，而是体现在哈雷彗星的如期回归、预测中的海王星的发现等事物上。它们也许和人类的直接生存无多大关系，但却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类的智力探索愿望。当然不容否认的是，原子弹的爆炸、神舟五号上天正是这种智力探索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曾闻一位老总如此说道，刚来的大学生居然连传真机都不会使用，真不知在大学干些什么。相信读完本书后至少不会认同这种指责，因为科学远不是现成的技术。那么，大学是否还有必要传授科学？这就涉及到对大学理念的辩护，本文无意深入展开。但最后想强调的是，强调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其实也就是在为科学“减负”，让科学减去实用的重负，它才能轻装前进。